所谓心灵，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灵明，也就是指人心。
正因如此，心灵哲学是人自我认识的理论，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开展的重要基础。可见，一个活动之所以被看做是原初的显相活动，乃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本真的情感体验，当然在儒家看来，最重要的情感体验就是仁爱的体验。
事实上，心灵修养直接关系的是人们对伦理道德观、政治观之实践，而与伦理道德观、政治观之建构没有直接的关联。由于原有的我被遗忘，这个观鱼的我便成为崭新的我。探讨世界之真相或实相的学说可称为实相论，它包含两个分支即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作为形而下学的广义知识论（包含自然科学之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知识），其最根本的观念是本体。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着重探讨儒家心灵哲学新开展的基本路径。感受圣贤创作经典之心，实际就是感受圣贤当时本真的情感。
知识出于仁爱，才能保证求知的意义。那么，宋明儒学之心性论，作为儒家心灵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能否用来做儒家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建构的人性论基础呢？不能。与之相反，有些学者尝试不改变原有次序，进行具有连贯性的体系化解读
⑩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子墨子学说》附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后来，梁启超借鉴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墨子学案》(1921)和《墨经校释》(1922)。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世文献，有不少出土文献与墨家存有关联，如信阳长台关楚简《申徒狄》、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鬼神之明》等。(36)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前揭书，第146页。
此外，他还引证《墨经》条目论述墨家的政治哲学、法理学、理财学、宗教学。例如，《周礼·地官》谈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论语·先进》谈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其二，基于文本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解释文本。它的许多定义，如平、中、直、圜、方等等，都是以当时百工习用的经验为根据的……近人更有用现代物理学、力学和光学等来解释景、鉴、力、负、挈诸概念的，如果作为帮助了解《墨经》的参考材料说，这样作也未尝不可，但说这种解释就是《墨经》的认识，那就比附失真了。分科研究将部分文本(如光学类条目)从其所隶属的整体文本(如《墨经》或《墨子》)抽取出来，在研究时可能导致研究者只集中处理相关内容的条目，而忽略这些条目的上下文、这些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联以及《墨经》条目与其他《墨子》篇章的联系，进而脱离整体文本语境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主要依靠现代学科知识进行理解与评价，从而容易出现任意比附的情况。在《墨经》注释方面常常引作代表的还有高亨《墨经校诠》(1958)，不过此书改字甚多。
综上，采用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研究《墨经》固然有助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的基本内容，但从对文本固有含义的理解看，该方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引证《墨经》条目表明西洋人制镜之巧，不过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⑨[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2页。这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一种努力。
(25)张其锽：《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11—12页。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分科治墨方法，虽然我们难以在先秦时期找到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但这并不表示先秦时人就没有对学问进行分类。
然而，中国古代文本的原意和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或难以兼顾，如梁启超指出研究《墨经》时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但标异太过，任情涂附，则以凿汨智，求深益晦，其失又不止如啖赵之狎侮仲尼、荆舒之唐突仓颉而已(19)。因此，若能结合先秦时人的学问分类(尤其是墨家的三分)研治《墨经》，或可对其作出更贴近固有含义的理解。
综上所论，从墨学复兴的维度看，近现代以来的分科研究的确功不可没。(34)鞠实儿、张一杰：《中国古代算学史研究新途径——以刘徽割圆术本土化研究为例》，《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6期，第26页。(39)参见何杨：《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1页。④关于墨学史的总体情况，参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提出《经说下》‘挈，有力也，‘引，无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⑧。⑧[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诸子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242页。
针对表现一，研究者的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无严格次序。以下，拟结合该本土化研究程式谈谈《墨经》的研究方法。
不过，理解《墨经》文本原意仍是这种研究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后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补正，其中，尤其是吴毓江的《墨子校注》(1944)在搜集版本方面收获颇丰。
《经下》次序错无可理，乃以类为次，关于言辩学者得半，置于上列。分科研究使得曾经几不可读的《墨经》获得丰富的诠释，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的墨学复兴。
我们认为《墨经》的科学是战国时代的科学。作为校释《墨子》的集大成之作，孙诒让的《墨子閒诂》(1895年初本，1910年定本)在注释《墨经》时，援引了邹伯奇、陈澧等人的见解，也采用西方科学知识解读《墨经》，此外还注意到《墨经》的逻辑学说。(2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0页。如果——用近代科学概念或术语附会起来，那不仅无益于《墨经》本身的逻辑认识，而且对古代科学历史本来面目，将会大加损害。
而其他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墨经》条目亦有帮助，如裘锡圭曾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解读条目佴廉令(40)。例如，陈癸淼说：墨辩各条之次序均无义理上及文理上之连贯性。
但是，以此为理由，在无文献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研究者个人学识(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采用理校方法校改原文，很容易产生新的错误。其二，《墨经》各条目的论说往往较为简略，然其作为墨家的经典要义，在《墨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体现。
邹伯奇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均有研究，所著《学计一得·论西法皆古所有》(1844)认为《墨经》含有西洋数学(如《经上》云‘圜，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圜面惟一心，圜界距心皆等之意)、重学(即力学，如《经说下》‘招负衡木一段)、视学(即光学，如《经下》‘临鉴而立。(20)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5—286页。
综上，近现代《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来自西方的学科分类观念进行分科研究。分科研究促进了近现代的墨学复兴，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20) 从具体研究成果看，分科研究的明显表现有二：1.《墨经》诸条目原有次序的改变。
⑤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2页。对此，汪奠基曾批评道： 《墨经》的科学思想，主要是从实际经验总结得来的。
(18)如果说《墨经》研究旨在面向现代、古为今用，那么将准确理解的近现代学术恰当地用于《墨经》研究，有其合理之处。《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
例如，张其锽认为《墨经》分列，当有义例，上列、下列各有类别(25)。但其它大部分却都是散开的。
